4月13日下午，北师大珠海校区举办首届“京师南国文学论坛”之“文学如何抵达现实”主题研讨会。莫言、余华、叶兆言、欧阳江河、西川、毕飞宇、李洱、东西、杨克、卢卫平、郑小琼、谭畅等作家，以及贺绍俊、谢有顺、韩春燕、朱燕玲、张清华等批评家济济一堂，展开了一场饶有深度的文学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的文学研讨会均是作家和批评家的闭门会议，这次的研讨却面向北师大在校师生开放。研讨会结束后，莫言、余华、毕飞宇等人还和师生们精彩互动，文学研讨会变成了文学公开课，让参会的嘉宾师生们直呼过瘾。
以下是研讨会现场实录：
莫言：文学要抵达现实，可以用诗歌的方式，可以用小说的方式，也可以用散文、戏剧等，这是一个理解这个题目的角度，但是我觉得作为写作者会考虑文学怎么样表达现实。现实很宽泛，历史算不算是一种现实？过去已经发生的算不算现实？正在发生的算不算现实？即将发生的算不算现实？这个现实无比地宽泛，但是表现现实的方法又是那么丰富。前辈文学泰斗都反复讲过反映论，生活跟文学创作的关系不会是简单的照相式的反映，到底应该怎么样准确地处理，数百年来也一直在困扰着一代一代的作家。像巴尔扎克他们那一代批评现实主义的作家，像朵拉略带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家，他们也把能准确地再现现实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后来新一批的小说作家，他们把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发展到别人无法超越的高峰，逼得后来的作家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义，这样对生活的反映就更加不真实，更加不是像照相式的惟妙惟肖的，而是夸张的，变形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东西，这就涉及另外一个话题“什么叫做真实”，什么样的真实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论坛现场莫言发言
我想对作家来讲，我们的创作确实离不开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永远是我们写作、创作灵感的源泉，但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满足于把真实的再现现实当做自己创作的追求目标，有出息有志向的作家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写作创造一种似曾相识但是又不曾存在过的现实，这种现实才是文学应该达到的境界，这种现实才是作家施展才华的一个重要区域，也只有创作出了这样一种超越生活的、甚至预示未来的现实，一个作家才可以算是进入了一个真正艺术创造的境界。
余华：我曾经看到过一条新闻，是在20多年前的一个小报上看到的，两辆卡车在内蒙古的公路上相撞，两辆卡车的司机都死了，但是那个记者多写了一笔，说是两辆卡车相撞时发出的巨大的响声，把公路两边树木上的麻雀全部震落在地，有些昏迷有些死去了，就是因为这一笔，我觉得这个卡车相撞变成文学了。
余华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新闻也是要抵达现实的，文学和新闻的区别在于，新闻是正在进行中的，而文学是结束以后的。我以前看拉伯雷的小说里有句很好的话，你要是不想被狗咬着，你就永远跑在狗的后面，这句话说得很聪明。所以文学想抵达现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跑在狗的后面。
毕飞宇：抵达现实的方法某种程度上不一定跟智力、想象力、逻辑有关，很可能是性格导致的，有些人的性格愿意抵达现实，有些人的性格特别不愿意抵达现实，不同的人抵达现实的方式很可能是相反的，就拿我身边坐着的两位作家莫言和余华来说，他们让我想起商店里的沙漏，余华面对的世界无论多么复杂多么大，他最后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小的切口“漏”出来，而莫言正相反，你只要给他很小的一个点，许多东西就从这个点进去了，最终，撑出来一个庞大的世界。总而言之，不同的性格可以帮助每一个人打造出不同的现实。
毕飞宇
贺绍俊：抵达现实不仅是获得现实的一种表面的印象，现实其实就是个核桃，但也许对现实更有价值的东西是藏在核桃壳里面的核桃仁，所以真正要抵达现实，首先要破解这个核桃壳。文学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能够破解这个核桃壳的武器，使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局限，进入到核桃仁的层面。对于文学来说，可以用多种方式抵达现实更深层的地方，可以用非常写实的方式，也可以用非写实的方式，甚至是逃避现实的方式。就像莫言的《檀香刑》，他在其中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非现实，但恰好是这样的非现实使他抵达了现实的深处，让我们能够触摸到核桃壳下面的核桃仁。
贺绍俊
李洱：余华当时怎么会写《活着》？可能不是因为具体的事情，而是来自综合的经验，这当中不断发生和自我的争论，最后形成了这部小说。认为生活中具体的事情可以导致一部小说的发生，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小说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加入了余华本人的因素，如果生活就是小说的话，那么余华这个人就没必要存在了。因为有了余华，因为有了余华和自我的争论，而这个争论中涉及到更多人的苦难，涉及到漫漫黑夜中瑟瑟发抖的、微小的灵魂，所有这些加进去，才能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活着》。
李洱
东西：我们现在写作的动力和想象力的衰退，和我们对现实、对真相的了解，或者了解的愿望衰减是有关系的。像今天我们提倡大数据，通过数字总结来了解现实，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有偏差。我不知道怎么抵达现实，但是我要提防这样的不了解。比如现在的大数据可以智能推送，你喜欢看什么东西，第二天你打开手机就给你推送过来了，你永远在这种阅读环境里，这种筛选其实不是真实的现实。
欧阳江河：任何写作都不只是虚构或者只是自恋，一定会抵达一种公共现实，一定会抵达一种心灵的现实、外部发生，它有历史的维度，时代的维度，这也是现代主义文学提出的第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命题，就是词和物的关系，写作和发生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玄妙我不多说，因为人的写作并不只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追溯或准确的表达，有的时候，写作本身也是一种现实。
欧阳江河
谢有顺：今天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是对现实极大的简化，甚至是对现实的一种缩写。我们太迷信确定的东西，太迷信工具技术可以把握的东西，这已经对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抑和伤害。文学为什么要存在，就是不断要推翻人们固定的关于现实的理解，就是不断地要告诉你，你看得见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还有你看不见的无穷的想象和可能，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更需要关注的世界。文学如果简单地服从于所谓的看得见的现实，满足于写一个看得见的确定的世界，那我觉得文学可能永远无法跟新闻争宠，永远无法和今天这样一个技术主义的世界对抗，但是今天之所以还需要文学，恰恰就是还需要在这个确定性外有一个更广阔的未知的不确定的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作家其实是不断地在创造现实。
谢有顺
问：莫言先生您好，您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作家的童心，文学就会没有意义”。您认为作家的童心是怎样的，我们又怎么保持这颗童心？
莫言：这个是余华说的，我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替他解答一下。每个人都是从初学写作之人慢慢的开始发表写作作品，在老师的辅导下一步步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刚开始写就是写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生活莫过于童年生活，为什么大家都把童年生活看得这么重要，因为童年生活里有童心童趣，有童年时代特殊的记忆，有童年时代看待宇宙万物，看待周围人群特殊的角度和感悟，这些对文学来讲都是特别重要的。
我有个切身体验，前两年我带张清华老师去我们老家看我童年时期工作过的水闸，是《透明的胡萝卜》故事发生的原形地。在我写这个小说时，我觉得这个水闸是特别高大的，当一个人站在水闸上往下望会产生恐高的感觉。但是过了许多年后我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一进到这个水闸感觉这么矮，跟记忆中完全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在北京上海看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一比较，当年的印象就被淹没了。再是因为童年时代看东西的角度和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童年记忆是失真的。带着某种失真的角度，带着某种梦幻的色彩，带着某种童年时期对外界事物迷茫的想象，写出来的小说特别接近诗，所以童心在某种状态下是一种诗意，所以对于作家来讲保持童心特别重要。
问：请问毕飞宇老师，中国文学一般很注重对于小人物、边缘人物的描写，所以现在有一些争议说这些小人物已经写得太多了，没法再写了。您觉得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人物？
毕飞宇：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你刚才说的“小人物”的问题，我不太会界定什么样的人物是大人物或小人物，我反过来想这样说这个问题，我愿意说好的作家首先是个好人，好人有一个标志就是他心往往是向下的，他对最普通人的感受可以感同身受，他很真实地把别人的感受和自己的感受合而为一，如果你觉得有一个时段文学作品当中的小人物写得好，我觉得首先是作家勇敢地坚守了小人物的立场，或者说作家勇敢地告诉自己我就是一个小人物。从我个人的趣味来讲，我本人就不爱大人物，因为小人物让人踏实，如果一定要找到大人物的话，我想今天莫言是个大人物，余华是个大人物，但是他们的作品我看到现在我觉得依然是关于小人物的，如果撇开其他的意义不谈，我甚至愿意把他们看成是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小人物，这里面有真正的幸福，还有真正的人文景观，也有做人的基本立场。
问：我想问西川老师，作为创作者需要自我争论时，该如何放置或处理自我情绪？
西川：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的写作里是充满自我的，有些人的写作是没有自我的，对于充满了自我的诗人或作家，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他要表达他自己的情感，他就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有一些作家是可以抹去自我的，还有艺术家也这样，美国有一个艺术家叫马克·罗斯科，他有句名言说“我警告你们这些青年科学家抹去自我”，所以这个时候有多种选择，比如你是很倾向于浪漫表达的人还是倾向于写作风格比较冷静的人，包括诗歌也可以很冷静。
西川
问：请问余华教授，您三十年前写了个随笔叫《虚伪的世界》，里面讲您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背离现实世界提供的秩序与逻辑，却使自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围绕着今天文学抵达现实这个话题，三十年后回望您觉得这段话对您的创作还有指导作用吗？
余华：基本上可以说没用了，如果三十年前的话对现在还有用的话，那我现在就进不了北师大了，因为时代在变，《虚伪的世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的，那个时候我刚刚走上文学道路，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顺利，当时很多文学杂志是拒绝我们的，有一种被压制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想写一篇文章，文章更多的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抗，因为那时我们有个很奇怪的观点，当我们谈到文学的时候，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反过来卡夫卡、普鲁斯特是属于西方的，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莫言曾经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年轻的时候最好还是把东西写得复杂一点，写得难看一点，多学习一下，以后慢慢地自己就会找到自己的一条路。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的，越写越直接，越写越朴素。刚才你说的那个《虚伪的世界》还是三十年前的，里面有一些观点我已经不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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